【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欧洲学会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合作推出的“欧洲观察室”专栏的第60篇。当地时间12月4日深夜，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关于欧洲的内容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年早些时候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攻击欧洲的讲话极为相似，引发欧洲各国的强烈担忧。美国外交委员会网站刊发的文章指出，万斯2月在慕尼黑的演讲或许还可以视作是副总统本人及其部分激进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的意识形态观点，但如今这些观点已成为本届政府的官方政策，这只会加速欧洲为防范美国、增强自身自主性而做出的努力。也有专家认为，这份报告迫使欧洲重新思考战略自主的真实含义。而本文作者指出，当下的欧洲“战略自主”口号虽然响亮，但缺乏制度支撑与战略共识。欧洲若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戴高乐主义”的某些实践或许能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及美欧关系的转变，欧洲“战略自主”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事实上，回顾二战以后欧洲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真正实现过“战略自主”，其中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外交思想就是法国的“戴高乐主义”。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现在的法国仍然奉行“戴高乐主义”外交思想吗？二战后法国“戴高乐主义”外交实践对当前欧洲追求“战略自主”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欧洲“战略自主”的语义演变与现实困境
近年来，“战略自主”已成为欧洲外交中的高频词汇，但其具体内涵自2016年首次提出后实际上在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欧洲国家谈论的“战略自主”主要指针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与防务自主。然而，随着欧洲周边局势的变化以及中美博弈态势的演变，欧洲人开始逐渐将“战略自主”的目标从安全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主要指欧洲国家在关键资源、关键产品和关键技术上的自主。
但这种转变符合“战略自主”的真正指向吗？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在能源问题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影响过欧洲的战略自主吗？中国改革开放后与欧洲国家建立起来的贸易联系影响过欧洲的战略自主吗？
事实上，经济自主不等于战略自主，全球化格局下的经济依赖关系也不会影响国家在其重大战略上的自主性问题。
那么当前欧洲“战略自主”真正核心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在军事和安全上的自主性却没有提高？决定性因素仍是美国和北约在军事和安全问题上的绝对主导地位，正是这种依赖关系让欧洲国家在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中一直处于附属的地位，这一点在特朗普2.0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
因此，欧洲如果真的想要追求“战略自主”，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追求什么样的“战略自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如果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切断或降低与俄罗斯及中国在资源、商品、技术领域的联系，它并不能让欧洲国家真正实现它所需要的“战略自主”，反而会降低欧洲国家实现真正“战略自主”的空间和可能性，也与法国“戴高乐主义”一直强调的多文明对话，认为多级格局更有利于法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论断相违背。
法国“戴高乐主义”的历史逻辑与核心精神
“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美苏两极格局及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它由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开创并被它的继任者延续和发展，包括社会党执政的密特朗时期，至少延续到2007年萨科齐上台。
“戴高乐主义”作为整个冷战时期欧洲唯一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外交思想，表现出诸多显著特征。比如，它主张法国在世界格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强调抛开政治体制差异，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进行对话；它避免与第三国建立让法国自动介入冲突的关系；它保障法国拥有独立的核力量等。1964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联合指挥体系都是“戴高乐主义”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
总体上，“戴高乐主义”外交传统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外交”精神，也就是主张从客观的国际现实出发，减少意识形态因素干扰，以维护法国和欧洲的利益为目标，务实有效地解决法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戴高乐本人一直重视和中国、俄罗斯这种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发展关系，他认为法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要高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别，这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尤其难能可贵。而戴高乐这种对世界其它地区文明和文化的兴趣也影响到了他的继任者如密特朗、希拉克等人。
由此可以引出的问题是，现在法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仍然具有这种“务实性”与“灵活性”？是否仍然延续了“戴高乐主义”外交传统？
事实上，以2007年萨科齐上台后法国重返北约联合指挥体系为标志，总体上可以看到，法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背离这种传统，越来越回归整体的西方阵营。此后，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立场都是这种外交政策转向的例证。
当前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障碍：领导力与共识问题
关于当前欧洲“战略自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讨论已经很多，如果从法国“戴高乐主义”实践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有两点经验值得重点关注：
其一，欧洲“战略自主”必须获得欧洲国家民众的广泛支持。“戴高乐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法国获得成功并被戴高乐的继任者延续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外交方式得到法国国内民众支持，被法国舆论拥护，戴高乐的继任者很乐意宣称自己是“戴高乐主义”的拥护者。所以，“戴高乐主义”早已成为法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被法国外交机构各层级的官员熟悉，被各方人员接受。
从这点来看，当前欧洲“战略自主”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一方面欧洲“战略自主”内涵一直不明确，没有在欧洲国家内部进行广泛的解释和宣传，没有得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又普遍缺乏“自主性”的战略文化，二战后除了法国，并没有真正具有自主性外交政策的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东欧、西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利益差异也很大。
其二，欧洲“战略自主”必须适应欧洲国家所处国际环境。“戴高乐主义”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国际背景下，法国领导人做出的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当时国际格局特点包括：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冷战开始、法国殖民帝国瓦解、欧洲一体化开始及法国成为拥核国家。这个格局从50年代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让“戴高乐主义”成为这个国际环境下法国的必然选择。
从这点来看，什么是当前欧洲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呢？现在欧洲国家的认识并不统一。特别是在最为核心的，如何处理欧洲和美国、中国、俄罗斯关系的问题上，欧洲国家立场也不统一。比如，西欧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相对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德国、波罗的海国家及东欧国家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明显更强。
此外，“戴高乐主义”的成功实践也离不开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戴高乐主义”之所以在法国获得成功，与戴高乐个人在法国历史的独特地位，与他的个人魅力、领导才能以及战略眼光是分不开的。但放眼当前的欧洲政坛，很难看到戴高乐式的政治人物能够出现，现在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或者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受各自内部问题的掣肘，可能都难以扮演这种角色。
欧洲“战略自主”的发展前景：结构困境与方向困惑
总体而言，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国家所处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想要实现“战略自主”的难度更大。
一方面，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竞争使欧洲的战略选择更加复杂。在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下，虽然受到特朗普2.0因素的一定干扰，但欧洲国家仍普遍认为美国仍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在涉及与欧洲相关的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核心问题时，美国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关系下，欧洲很难在中美竞争格局中找到自主立场，反而陷入被动依赖的窘境，缺失了灵活策略和务实精神。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对欧洲“战略自主”的外部制约力也在增强。随着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影响力的上升，非西方国家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欧洲国家若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必须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然而，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中的“双重标准”问题，使其在阿拉伯及非洲国家中的声誉受损，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失去对话者和“桥梁”的作用，这对欧洲国家的战略资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损失。
总体上，法国“戴高乐主义”外交传统的真正启示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时，戴高乐强调独立判断与灵活平衡，既不盲从盟友，也不被意识形态束缚。反观当下的欧洲，战略自主虽然口号响亮，却缺乏制度支撑与战略共识。因此，欧洲若要真正实现自主，必须重新确立务实的外交思维，重塑内部的战略自主文化，并在对外政策中以平衡与务实为原则，而非以意识形态或阵营归属作为导向。二战后法国“戴高乐主义”的某些实践或许能为欧洲真正走向“战略自主”指明方向。
谷名飞，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珠海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作者在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山大学欧洲研究所于2025年11月7日合作主办的“全球变局下的欧洲与中欧关系”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三海论坛上的发言整理稿。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第十九届（2025）“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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