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亡哲思录：儒家思想与东汉三国关系新解》，徐英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464页，98.00元
复旦大学徐英瑾老师的新书《汉亡哲思录：儒家思想与东汉三国关系新解》立意深远，甚至可以说颇具野心。作为一位资深的哲学教授，他希望借汉末三国这段广为人知的历史，构建一个能够解释社会走向，揭示各派政治势力行为逻辑和成败原因的哲学工具，最终导向历史哲学的“统一场论”。一旦这个理论体系完成，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自不讳言，其适用范围也将不仅限于古代中国，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笔者撰写过几部汉末三国题材的著作，如《袁本初密码》《三国三十案》，以及刚刚面世的《三国100年》等，一直在试图为这段乱世的持久性寻找一个根本性的解释。以往的各种学术解释要么偏重个人能力（也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史观），要么偏重阶级矛盾，说服力似乎都不够，更无法用于解释其他时代的乱局何以没有走上同样的轨道。本书恰恰从哲学思想角度出发，为汉末三国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失败学”视角和解释框架，尤其对儒家思想与组织失败关系的剖析，令人耳目一新。
罗三洋著《三国100年》
“乱由上作”与儒家思想的“自毁程序”
在这部新书里，作者首先跳出传统历史叙事的窠臼，反对将东汉帝国灭亡归因于皇权衰落、“废史立牧”等权力下放机制、黄巾军等农民起义、“中平羌乱”等边境骚乱，或瘟疫等自然灾害，因为这些问题要么是久已有之，要么是很快就被基本解决，展现了东汉帝国强大的“自我净化机制”。作者指出，东汉帝国在国力依然强大的情况下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是“乱由上作”，也就是东汉儒家士大夫集团的内部思想分裂。举例来说，何进集团首先分裂为袁绍袁术集团和董卓集团，尔后袁绍袁术集团分裂为袁绍曹操刘表集团和袁术公孙瓒孙坚陶谦集团，董卓集团在董卓遇刺后分裂为李傕郭汜集团、吕布集团和马腾韩遂集团，刘备和孙策又在孙坚和陶谦死后从袁术公孙瓒集团分裂出来，曹操又从袁绍刘表集团分裂出来，分化的整体趋势越来越严重。董卓、袁绍、曹操等人都曾经有希望平定乱世，但是每当他们接近这个目标，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进而导致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反倒是孙权这种志在割据一方的军阀能够实施较为稳固的统治。结果，和秦末及王莽时期只持续了几年的乱局相比，汉末三国大乱规模广、时间长，缓慢地、彻底地撕裂了汉代上层社会，导致各个名义上都尊奉汉朝皇帝的军阀毫无顾忌地相互残杀，而且在黄巾军和凉州叛羌等反政府势力被陆续击败以后，“复兴汉室”这个看似很有希望达成的政治目标依然遥遥无期，最终成为镜花水月。
那么，东汉儒家士大夫集团为什么会产生后果如此严重的内部思想分裂，导致军阀割据局面像癌细胞一样失控地扩张，最终彻底摧毁了东汉帝国呢？
作者从政治哲学角度出发，在东汉政治哲学思想中筛选出两类矛盾的存在：一是“周政” （基于封建自治的儒家理想模型）与“秦政”（法家式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矛盾，也就是汉宣帝所谓的“外儒内法”；二是汉代儒家思想中“大一统”与“大复仇”的矛盾。这两类矛盾都极不易调和，但是在整个汉朝却都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内乱的种子于是一直掩藏在社会深层，直到条件合适时便破土而出，肆意生长。
通过研究“周政-秦政”的二元政治框架，本书分析儒家思想如何在汉代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为一种“自毁程序”。在这一框架下，东汉政府可以轻易镇压黄巾起义或中平羌乱，但是无法应对宦官集团被屠杀以后清流一家独大的局面，这反而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而引起自毁式的内战升级。这一视角通过剖析结构性崩溃的机理，为现代组织与社会提供警示，带有强烈的“失败学”意识。书中引入信息技术、组织行为学、政治地理学等现代理论（如“邓巴数”对社会组织规模的制约），试图打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壁垒，以跨学科对话的方式破解东汉帝国不可逆的崩解之谜。
书中指出，儒家强调的“大一统”伦理与“大复仇”观念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无形中加剧了豪族间的私斗与士大夫集团的分裂（如清流与阉党的长期仇杀和袁绍与袁术这对亲兄弟的长期对抗）。这表明，儒家道德理想与帝国治理现实之间存在深层矛盾。有趣的是，这些思想矛盾其实都是从儒家的“孝文化”中衍生而来，如法家的尊君思想其实来自于臣子应当无限服从君父，“大复仇”思想来自子孙为祖先报仇的孝道义务，这些都是很难在崇儒社会中被驳倒的。要想化解这些思想矛盾，就需要在哲学上另辟蹊径。因此，本书特别关注王充、王符、仲长统等被正统儒学边缘化的东汉哲学家，认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可能为汉帝国提供替代性治理方案（如王充颇具想象力的“归谬法”本应优于许邵看似高大上、本质却很浅陋且充满私人算计的“月旦评”），这挑战了以“孝廉”为核心的汉代精英评价体系。当然，这些边缘哲学最终未能成为东汉社会的主流，东汉社会的思想矛盾因此逐渐发展成一个迟早要爆炸的致命炸弹，最终无可挽回地摧毁东汉帝国。
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孙坚的悲剧
除了大而广之的哲学框架式分析以外，本书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微观历史分析，例如，在解释周政的特色时，通过解释“井田制”和“包税制”的实用性及周代车战向步兵战转型的“孙武军事革命”，论证了周代贵族议价能力衰落与秦政兴起的关系，体现了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的衔接。
作为孙吴历史的专家，本书作者以孙坚为例，重点探讨了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出身地方中产阶级、兼具“周政”（家族、人情、乡土认同）底色与“秦政”（功绩、爵位、官职地位）冲动的个体，如何在历史路径的依赖与诱惑下做出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决定了个人与政权的命运。
在东汉那样一个相对阶层固化的社会里，为何孙坚这样一个有江湖背景而无官场背景，家族经济条件也一般的普通人会被赏识和提拔呢？本书指出，这只能通过剖析孙坚早年的上司兼导师臧旻的精神世界（如《上书讼第五种》中展现的“录其小善，除其大过”的灵活儒家价值观）才能理解。作为臧旻忠实的追随者，孙坚早年忠实地实践着臧旻倡导的混合式操作——既效忠朝廷，遵守法令（秦政），又讲求人情、变通和爱惜乡土资源（周政）。但是，随着职务的上升，孙坚逐渐发现自己正在远离家乡扬州的家族关系网，却不得不在帝国官僚体系中饥渴地寻求上升，首先是在镇压羌乱时搭上了大部分江东子弟兵的性命，自己也险些战死，最终在中原反董战争这一帝国的宏大叙事中被吞噬，其“匡扶汉室”的雄心反而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和自己的灭亡。孙坚的悲剧在于，他试图效忠的秦政体系本身已因为袁绍袁术兄弟屠灭宦官而失去了精巧的权力平衡结构，在丧失了必要的宫廷润滑剂和出气筒（背锅侠）以后无可避免地只能以暴力摊牌的方式滑向深渊，而他赖以起家的周政根基又在他追求复兴汉室的过程中被各种内耗和背刺消耗殆尽。最终害死大汉忠臣孙坚的，竟然是久经政治考验、本应最忠于汉室的原禁卫军司令（北军中候）刘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讽刺。
作者强调，在宦官系统尚能在外戚集团和清流集团之间充当润滑剂和出气筒的时代，东汉帝国体制无需某位出类拔萃的伟人也能够运转自如。孙坚的导师臧旻正是代表了在帝国体制内，尽可能调和周秦矛盾，并得以善终的模范官僚。臧旻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功绩，但是懂得利用儒家哲学为同僚辩护，也懂得在军事挫折后保全自身。孙坚的早期道路，几乎是对臧旻路径的完美复刻。然而，孙坚的悲剧在于，他在日常军政操作中逐渐“秦政化”，在帝国崩溃的关口，他完全抛弃了臧旻的柔性智慧，选择了更为刚猛的军事豪赌，一度成功地在内战中夺取了荆州和豫州，并将董卓势力赶出了洛阳，无限接近了最高权力。然而，原先同属于反董联盟的袁绍和袁术兄弟因抢地盘而产生冲突，孙坚站队袁术，很难不遭遇袁绍的政治代理人的背后偷袭。于是，孙坚作为激进路线的执行者，在追击董卓之时遭遇袁绍势力的背刺，注定了最早出局的悲惨命运。不过，孙坚的惨死为其家族换来了充足的政治资本，使他的子孙能够明智地保有江东，成为汉末三国乱世里坚持到最后的政治势力。
与逐渐从温和走向激进路线的孙坚不同，臧旻之子臧洪从一开始就完全脱离了其父支持的“周礼”式中间路线，投身于当时在清流士大夫中更为流行的“大复仇”抽象理念，因此一度获得了顶级号召力。无论是伪造诏书组织反董卓联军并解救盟主袁绍，还是为了拯救故主张超起兵背叛袁绍和曹操，臧洪的言行都是为了践行“大复仇”，而视对东汉帝国更重要的“大一统”理念为无物。这种只顾亲友，不顾大局的狭隘思想最终导致臧洪比孙坚更悲惨地毁灭，也给曹操提供了拥立汉献帝和与故主袁绍决裂的机会。换言之，在那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的古代社会里，孙坚的言行更接近于“儒”，臧洪的言行更接近于“侠”，他们的结局说明，作为模范官员臧旻的两位继承者，到了孙坚、臧洪这一代，由于汉帝国赖以维系的中间纽带（如臧旻所代表的那种地方性与帝国性结合的关系）突然断裂，臧旻那种明智的中间路线没有了生存空间，取而代之的是要么单选“大复仇”（臧洪），要么单选“大一统”（孙坚）的激进选择。继续走中间路线，要么是里外不讨好，要么是默默无闻，最终往往都只能落得在这个乱世任人宰割的下场。
本书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窠臼，不是“讲述历史是什么”，而是“追问历史为何如此”，进而通过“周政-秦政”和“大一统-大复仇”等哲学矛盾，来进行一场跨越时空与文明的磅礴实验。它是一位思想者与古老帝国的深情对话，也是一次进行跨文明、跨学科的“思想实验”，贯穿了从权力构成（硬力量/软力量）、意识形态（名分论/证伪思维）到个人抉择（孙坚的悲剧）的各个层面，并且运用作者的哲学知识，将社会学（特纳）、心理学（卡内曼）、政治哲学（黑格尔、波普）、信息论（佩蒂格鲁）等理论工具融入到历史分析之中。
与作者商榷
这部著作也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首先，与作者的宏大学术野心相比，全书的结构显得有些松散，特别是经常出现前一章重理论，后一章重叙事的情况。作者的这种“双轨叙事”特色体现了其沟通专业与普及的努力，但在笔者看来，部分章节的理论浓度显得过高，这种理论与叙事经常割裂的写作风格可能削弱了全书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对部分并非哲学或政治科学专业出身的读者的阅读习惯造成了不必要的挑战。笔者更偏爱结构较为紧凑、统一夹叙夹议的结构，当然这可能只是个人口味问题，算不得什么缺陷。其次，作者为了解释周制和秦制，花了很多篇幅来叙述和讨论先秦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科技，在笔者看来，本书中的这些内容过多，未免有些脱离了汉末三国的主题。
另外，正如本书作者一再指出的，书中提到了很多历史细节，但是在某些历史细节上不乏可议之处。比如先秦时期的战车军制，本书认为通常是一辆三人驷马战车配七十五名步兵，车兵由住在城里的“国人”组成，步兵由住在农村的“野人”组成。事实与此有较大区别：先秦战车种类多样，三人驷马战车配七十五名步兵的情况仅指春秋时期的“元戎”重型战车，实战中大部分战车配的步兵少得多，而且一直存在只有两匹驭马和两名乘员的“轻车”，每辆轻车配备的步兵不到十名，从周代金文来看，西北游牧民族的军队几乎全都是轻车，这也是包括埃及、赫梯、巴比伦、迈锡尼等同时期西方古国军队的标准军制。春秋时期的步兵也不光是只负责给车兵呐喊加油的“氛围组”，而要负责很多工作，特别是维护修理很容易损坏的战车和搬运战车所需的各种物资，类似于一级方程式车队里的各类技术后勤人员，没有这些分工明确、技艺娴熟的步兵，结构复杂易损的战车甚至很难开得到战场。此外，先秦时期的车兵都由贵族组成，步兵主要由住在城里的“国人”担任，住在农村的“野人”甚至连担任步兵的资格都不常有，原因很简单：在那个人口稀疏、大部分土地还由野生动物盘踞的时代，“野人”的数量很少，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各个城市周围。先秦中国城市面积特别大，但是人口很少，因为城里除了建筑以外，还有广袤的农田。事实上，先秦大部分可耕地都在内外城墙附近，被城墙保护着，漫长的外城墙实际上没有军事功能（也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守），只是用于保护所谓的“负郭之田”免受洪水或野生动物的破坏。“野人”的土地看似很多，但是没有城墙保护，收成很容易被野生动物和天灾破坏，所以“野人”的生活都很贫困，先秦各国政府出于成本原因，甚至没有兴趣去向“野人”收税，更不用说向他们征兵了。
在笔者看来，正如这类不太必要的先秦历史细节一样，本书虽然声明在“为儒家辩护”，但其所辩护的汉代儒家模型却偏于简单化和理想化，并带有西欧封建制的色彩。这种辩护是否能够回应儒家在帝制实践中的结构性缺陷，仍需学界进一步讨论。在实践中，“周政-秦政”和“大一统-大复仇”并不完全是对立的，例如在创业过程中，提倡“大复仇”思想显然有利于提升集团内部凝聚力，例如著名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秦政”在统一战争中的效率显然高于“周政”。完成统一以后，政府为了巩固政权，自然需要改变策略，例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为了实现“大一统”，就及时地把“驱除鞑虏”口号改成了“五族共和”。汉代儒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灵活性其实是很高的，例如《春秋公羊传》倡导的“大复仇”思想被实践的情况其实并不多（主要集中于西汉初年和东汉末年），鲜明地体现在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对游侠的一系列打击里，否则汉朝也不会迎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人口高峰。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汉代民众实际上是能够与这类“原教旨主义”激进思想保持距离的，激进思想何以会在东汉太学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并被广泛实践，最终在全社会产生出失控的“圣战狂热”，让东汉帝国变成一个仇杀无限循环的人间地狱，是更值得讨论的现实话题，但在本书中没有太多的体现。
值得关注的是，本书作者出于对日本历史文化的了解，敏感地意识到，儒家在汉代还没有像唐宋以后那样固化，可能发展成迥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与汉代儒家对帝国经济供养体制的高度依赖，从“属地儒”变成“帝国儒”的政治保守主义相比，在其他“大一统”不那么彻底的国家，例如古代日本，儒家思想可以为各地诸侯服务，因而发展为多种自由主义解决方案。为了验证儒学在另一种社会中的生命力，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日本江户时期荻生徂徕的礼学社会，并且详细地阐述了日本古代家纹传统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欧洲中世纪家徽的区别。不过，得到这种重新编辑过的儒学道统是否能获得学界的普遍同情，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根据我浅薄的知识，这几乎是等于颠覆了任何一种已知的新儒家（无论是熊十力、牟宗三还是徐复观）对儒学道统的梳理方案。当然，我也乐见未来作者能够进一步推出更多的作品，强化他所勾勒的这条新的思想史线索，进而说服这些哲学同行。
《汉亡哲思录》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大胆且有益的哲学和文化探讨。它试图平衡学术性与大众阅读体验，适合对哲学、历史与组织理论有交叉兴趣的读者，不过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和知识背景有一定的要求。这部书是一部充满思想锋芒的冒险之作，其跨学科野心与现实关怀值得肯定，但理论整合的严谨性与历史细节的平衡性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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