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哀悼的，是一个安全而充满理性的旧世界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纳粹上台后席卷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野蛮与非理性风暴。时代剧变之时，学术圈乃至整个社会变得光怪陆离。人们的生活分崩离析，犹太人受到随时被抓捕失去自由的巨大风险，权力高压下独立、自由的精神也面临崩溃。
知识分子也分为两派，一派与之媾和，参与平庸之恶的暴力狂欢。纳粹需要借哲学之名将暴力合法化，比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被扭曲为种族优越论的工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改造成“德意志此在”的扩张叙事，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更成为纳粹的哲学注脚……海德格尔确实也接住了纳粹递来的橄榄枝，他在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后，要求全体师生服从元首。当哲学被政治化，个体自由便异化为对权威的绝对服从。海德格尔为什么会以自己的哲学思想为纳粹背书？我们该如何看待海德格尔这类人思想的深刻性与个人道德缺陷的分裂？
另一派坚持独立思考，甚至不惜以流亡为代价。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因其犹太裔身份，顷刻间沦为这场风暴的被迫害者。他失去了教职与财产，甚至生命安全也岌岌可危。1936年，他被迫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经受时代碾压，被纳粹改变的命运的洛维特，除了剖析老师海德格尔思想深处的“纳粹根源”，更是见证了同时代大师韦伯的警告、雅斯贝尔斯的预言……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哲罕，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明锋，从洛维特的回忆录《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出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节点上，探讨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流亡，以及在这剧变之下，个人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活动现场
身份政治带来的悲剧性命运
洛维特
余明锋：洛维特这个人可能在汉语世界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特别是如果你不研究哲学的话。但在专业领域内，不止哲学系，做文科研究的读书人可能对他都有所耳闻，因为他其实是个思想史家，做了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比如他非常出色地梳理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思想历程，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马克思和尼采，还有洛维特的老师海德格尔，都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我们需要这样思想史的梳理，才能理解那个时代。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洛维特，跟我们各自研究领域关联都非常深。大家如果关注这个时期的话，他的书是绕不过去的。
李哲罕老师的研究可能比我跟洛维特的关联还要更深一点，虽然我作为尼采研究者，也绕不开洛维特的观点。他的博士论文里有一章写洛维特，所以先请他谈一谈他对洛维特的总体看法。
李哲罕：我们在活动开始前去喝了酒。在洛维特或者马克思的传记里面，你能看到喝酒是一项重要活动，大量的讨论并不是在课堂上发生，而是在一个个能喝葡萄酒的非正式场合。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激发起一种适于思考的精神状态。
我的微信头像就是洛维特。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哲学启蒙到社会学启蒙》，但离出版还很远。在这本书里，我大量地借助了他对于19世纪德国哲学史的讨论。《纳粹与哲学家》这本书之前出版过，上一个版本叫《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洛维特写这本书的缘由是因为当时他在流亡途中缺钱，无意中看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讨论纳粹上台时候德国人生活状况的征文，所以他就立刻就写了，但最后没有获得奖金。
就我们从洛维特的生平上讲，他跟20世纪很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关联，比如他与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有直接的学术上的联系，现象学运动对现代哲学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他曾经见过末年的韦伯，聆听过韦伯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座。当时的德国人在一战被打败了，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包括当时从战场上回来的年轻的洛维特，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受到韦伯很大的影响，以学术为业，选择了从事学术的道路。
洛维特在书信集里，和很多朋友亲属讨论了很多问题。与他通信的有列奥施特劳斯，还有索勒姆，他们是同期的犹太青年学者，有大量的书信来往，对很多问题进行了讨论。
洛维特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他有两本很重要的著作，一本是《从黑格尔到尼采》，另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韦伯与马克思》，是复旦大学毕业在南昌大学供职的刘心舟老师翻译的。
余明锋：他其实还有好几本书，还有一本叫《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是李秋零老师和田薇老师翻译的，这本书的英文版叫“历史中的意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这本书对我们中文世界影响很大，因为这本书其实帮我们澄清了什么叫历史哲学，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它对于19世纪的思想何以影响重大。
李哲罕：我可以跟大家简述一下这本书的大意：古希腊人持轮回的时间观，对他们来说历史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基督教引入了指向未来的时间观，未来会有末日审判。于是我们要面向末日审判，从未来获得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就引用了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告诉大家会有一个向未来展开的乌托邦，但这又是一个非基督的、世俗的历史。其中存在着一个转换的过程，他选了很多代表性人物来谈这个问题，包括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
《纳粹与哲学家》这本书呈现了很多洛维特的个人生平，这里面很有趣，还涉及其他很多学者，哈贝马斯在波恩大学有两位很有名的导师，一个是罗特哈克，一个是贝克尔。贝克尔就是洛维特的同学，此人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对洛维特有点认识偏差，他以为洛维特有1/2的犹太血统，后来发现洛维特其实是3/4个犹太人。你可以从这些讨论中看到当时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态。
洛维特运气比较差。其实刚开始纳粹上台的时候他还可以在大学待下去，因为他在一战时在军队服役过。兴登堡没有去世之前，纳粹把服役列入你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允许你继续待一段时间。后来兴登堡死掉之后，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开始收紧，所以洛维特通过一个文化资助项目跑到了意大利，意大利后来也开始反对犹太人。
后来因为他跟九鬼周造的关系就去了日本。当时有很多像九鬼周造这样的日本学者或者韩国学者，来到了欧洲留学，做了一些重要的介译，有本书叫《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点。洛维特后来到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从黑格尔到尼采》那本书基本也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结果后来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形势也开始收紧。洛维特身为犹太人却把主要的法西斯国家都待了一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就成功地逃到了美国，在一个学院任教。后来他在海德格尔最有名的学生之一伽达默尔的支持下，回到了德国海德堡，在那里退休并过世。
作为个人来说，洛维特其实是大历史的亲历者乃至受害者。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说，他的大部分研究还是聚焦于19世纪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思想。在漫长19世纪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黑格尔试图维持一种所谓“十字架与蔷薇”的关系，十字架就是宗教，蔷薇是哲学或者理性。在19世纪整个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不可维持的。现代人为什么会陷入虚无主义，因为虚无主义后面没有价值支撑。在19世纪之前，大家可能会依靠传统、依靠理性，19世纪之后，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进展，贫富差距变大，流动性变大，人变得原子化，以前的秩序和价值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但是科学技术在进步，工具理性在扩张，但在意义的层面上它是缺失的。比如卡夫卡会去写小说，谈他的生活非常乏味。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内心的缺失，使旧世界的分配和新世界的未来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我会把《从黑格尔到尼采》和《马克思与韦伯》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一本讲的是19世纪上半叶，另一本讲19世纪的后半段。最后社会的意识形态告诉你不必朝向什么价值，讨论财务模式就可以了，比如销售、理财、信托……在这个世界中确实没什么是有意义的。
余明锋：感谢哲罕刚才给大家带来的基本介绍，在座各位不一定都读过这本书，也不一定了解洛维特，我想从两个角度把洛维特带到当下，讨论我们与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洛维特这样一个犹太德国人会经历如此曲折的命运？这个事情看起来跟我们无关，但其实也并不是遥远的事情。洛维特对政治不是很关心，他对于个体的生存意义非常在意，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思想者。他受了韦伯的感召，转入了哲学的研究，后来把海德格尔作为了他的精神导师。这本《纳粹与哲学家》可以说是个回忆录，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反映了他的时代判断和问题意识，他的学术也与他当时的生存状态有关。
犹太人是基于血缘、并且跟信仰有关的一个身份认定。卡尔波普尔、阿伦特、本雅明、洛维特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在那个时代有类似的经历。对于洛维特来说，他对自己是犹太人这件事情没有自觉，这是从时代的政治需要出发所界定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被驱逐，到处流亡。犹太人后来在以色列建国，中东地区至今仍在动乱之中。这个世界很多政治问题都跟犹太人有关系，犹太人在那个时代成为问题，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是一种身份政治。洛维特的父亲已经完全脱离了犹太教，对他来说犹太教作为信仰这个事情完全不存在。列奥施特劳斯对于他的犹太人身份比较有自觉，也会把犹太教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列奥施特劳斯是一个对政治很敏感的人，洛维特并不是。包括本雅明、阿伦特的犹太身份、认同都是被建构的，但他们每个人的身份意识都不一样，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洛维特是其中最去政治化的，他是对犹太性认同最低的那一个，他自认为是德国人，莫名其妙被加上了一个身份叫犹太人，他有3/4犹太血统，但是他觉得这个丝毫不重要，他就是慕尼黑当地成长出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优秀学生。
所以他这本回忆录原题是“1933年前后的德国”，在1933年前后，纳粹对犹太人做出这样的政治界定之前，对他来说犹太血统完全不重要。说回身份政治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今天是这个世界上最基础的问题之一。
大家如果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洛维特从头到尾都在提倡那种非常质朴的、个体和个体之间生发出的人情味。他在意大利待得很开心，因为意大利人比德国人更有人情味，他到日本去，经过上海，对中国印象很好。
今天互联网上的很多言论，其实是变相的身份政治。反法西斯胜利都80周年了，历史过去了吗？其实不尽然，人的基础德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于在今天信息渠道比1933年渠道还更多，1933年信息主要还是通过报纸、广播传播，今天则是无孔不入的网络。我们读洛维特，不要把它当作离我们很遥远的存在，其实类似的事情在网络时代仍然可以发生，犹太人的问题自然跟背后的经济关系有关，也有文化传统方面的深刻原因。反犹的文化基础其实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本来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教派，开始的时候被犹太教迫害。犹太人问题在欧洲有很深的根源，但是具体到那个时代的反犹，比如洛维特感受到的主要是身份被政治所界定，信仰和血缘只是这种界定中的因素。
从中就产生出这一代人的悲剧性的命运。本雅明、阿伦特和洛维特一样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德国人，并且这三个人都把自己的精神根基都放在德语，用德语读文学、哲学、神学。甚至这一生没有改变，德语是他们的精神根基。
阿伦特后来名满天下，但她说的英语永远带着德语口音，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德国人，因为她就是被这种传统养育出来，洛维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内在就非常撕裂：我明明是德国文化养出来的人，然后纳粹说对不起，你被开除了。这个时候产生的悲剧性非常有趣，一开始他们是对自己被界定的犹太身份而感到巨大的困惑，然后当他们走向流亡之后，德语世界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精神根基，又再一次让他们感到其中的问题。光谱的两端是德国和犹太，他们在德国的时候成问题是犹太这一端，当流亡之后成问题的是德国这一端，我觉得洛维特至少是这里面表现得最明显的其中之一。
所以这本书特别有趣的是，洛维特态度极其坚决，要把纳粹的兴起回溯到德意志本身。而且他的回溯、归因和讨论，使得他自己处在一个悲剧性的状况中。养育你的精神根基，反过来把你踢出去，你再回顾整个事情的时候，又会发现问题出在这个精神根基本身。
德国的反启蒙思潮
海德格尔
余明锋：那这里面就要讲到我要说的第二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我觉得这是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简单来说，洛维特这一代的犹太思想家，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所拥抱的思想潮流恰恰是纳粹精神文化的基本背景。
这里面有个悖谬，就是这一批德国犹太人为什么会被驱逐出德国？这个原因要从启蒙说起，德意志问题的根源很深，德意志的犹太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康德主义是很重要的思想的主流，从门德尔松到科恩有一个思想脉络，一直到卡西尔，所有这些犹太思想家都是坚决的启蒙主义者。
这个启蒙主义其实背后其实有一个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犹太人不能见容于欧洲，所以启蒙其实是把无论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的信仰的争论先搁置，把种族的差异先搁置，我们在共通的普遍主义的、理性的、人道的基础上去建构共同体，那么这个时候犹太人在德国的存在就不成问题。
这是一个我们要从18世纪讲起的故事，但是在1933年前后，这个启蒙主义的方案被决定性地动摇了。而阿伦特、本雅明和洛维特这一拨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感召他们的，让他们激动不已的恰恰是那个反启蒙的思想方案，海德格尔就是其中的代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纠结的事，而这个事情离我们也不远。因为今天可以说同样是一个对启蒙、对普遍主义的人道高度怀疑的时代。从2000年左右开始，非西方的世界对西方启蒙的方案，自由主义的方案表示高度的怀疑。
这是洛维特的遭遇离我们并不远的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会拥抱反启蒙的思想，这就需要跳出洛维特这本书之外，去看19世纪中叶以来的德国社会史的演进。
这里面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其实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整个社会的重组，18世纪启蒙运动基于的普遍人性的方案，在19世纪中叶以后，其实就难以为继了。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都是应对这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思想境况的不同方案。洛维特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的思想成就，他紧紧抓住了这点，他作为思想史家的研究和他自身存在的困惑是分不开的。他的存在的困惑，这里面我们讲了三点：
第一点是德国犹太人的身份；第二点是反启蒙的思潮；第三点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的重组。我们当下正在发生一次新的、由AI带来的产业革命，而这有可能会带来大量青年的失业。所以洛维特的那个时代的故事当中的基本要素，都离我们并不遥远。
李哲罕：德国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德国人是一种所谓的“中欧意识”，或者是所谓的特殊道路，就是无论哪个方面他都会认为自己是有一条特殊的道路。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历史，最早出现在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的《日耳曼尼亚志》或者凯撒的《高卢传记》中对日耳曼人的描述。日耳曼就是指“莱茵河对岸”，因为当时高卢已经被编入了罗马帝国行政体系中，但是莱茵河对面还住着野蛮人。他们其实一直在冲击罗马帝国的观念。在中世纪时期就是这块地方又有很强的异教的传统，再后来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去挑战天主教体系，而天主教当时是西欧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经常谈启蒙运动，谈的都是法国、英国、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德国人除了康德之外，大部分人都是反启蒙的。包括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多少都有点问题，所以德国有一个很强的反启蒙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时，德国的科学家、哲学家（其中也包括不少犹太人），起草和签署了一个协议，叫93人宣言，也叫《告文明世界书》，这93人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要反对肤浅的、机械化的文明，而德国的文化高于这种文明。北大德语系有很多“精德”，从北大西门里面进去能看见以前的德语系，上面就有一幅海报，这是黄燎宇老师的收藏，海报上写：谁是野蛮人？这幅海报把一战时期的识字率、大学数、钢铁生产总量、轮船吨位数、铁路里程数……各种类似GDP的指标全部写在里面，然后发现英国和法国加起来很多指标数都不如德国，你们为什么还说德国是野蛮国家？
这里面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撑，德国人在历史上就有一种很强的反西欧意识，反对天主教、反对普遍主义的强烈冲动。
回到18世纪，讲到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运动，这个时期在普鲁士境内的政策其实相对开明，当时引入了法国式的改革、给犹太人解放，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获得了两套世俗化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复国主义，第二套就是融入当地的社会，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晚期，也就是19世纪，很多德国犹太人都获得了解放，因为我们会看到像马克思放弃了犹太信仰，很多犹太人通过婚姻融入当地，犹太人甚至进入了政府部门和大学，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进入了世俗化的过程中。
那么当我们现在去看德国哲学的时候，会发现存在一种被称之为“日耳曼—犹太”的精神共生现象，它并不是单纯的是一个德意志的问题，而且在大学教授或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人的比例是远远多于他们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这当然是因为犹太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也因为德国犹太人除了从商之外，做教授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出路之一。
另外就是犹太人还有一个解经学的传统。学术工作其实就是一个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你先能听懂这种行话，然后再用行话表达。犹太人一直在跟经典文本对话，讨论隐微与显白。犹太人本身就有一套很强的经典文本的阅读基础。
那个时代对启蒙的敌视当然是有毒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政治家霍布豪斯，他希望儿子战死。他的儿子是空军，他说在伦敦就掉下来的炸弹的呼啸声中，他听到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上，在死亡的纳粹的青年士兵身上发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德国整个精神史是有问题的，它朝向一种反现代文明的方向去发展。如果你去阅读洛维特，就可以借助他去了解当时整个德国精神史的状况。
我们大家都知道海德格尔只写了《存在与时间》的上半部分，后半部分实际没有完成。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变成纳粹？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海德格尔是洛维特的老师，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海德格尔受邀到意大利去进行演讲，然后他们两个人曾经有私下的聊天，然后海德格尔讲他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了那种实践性的东西，《存在与时间》之所以写不下去的重要原因是他不能朝向一个实践性的东西去展开，而他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在人群中的潮流中，他就发现了实践性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是缺失的，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吃饱穿暖之后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这种具体的实践性的展开中，人才会获得意义。韦伯告诉你做好当下的事情就可以获得意义。海德格尔在纳粹的游行人群中，他发现了此在的意义，所以他后来就去信奉纳粹运动，所以洛维特觉得海德格尔是一个衷心的纳粹分子，后来海德格尔在纳粹运动中很快就被边缘化了，纳粹跟他想的不一样。但是在纳粹下台后，他也拒绝认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二战之后哈贝马斯就是靠对纳粹余孽和遗毒的批评，闯入公众的视野。
海德格尔认为纳粹运动走歪了、走偏了。但是运动本身是有意义的。君特格拉斯是著名德国作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铁皮鼓》，他比哈贝马斯就是大两岁，担任过纳粹党卫军的高炮助手，因为他是一个反战分子，所以这段曾经参加过党卫军的经历被挖出来之后，被人谴责。但他说一个小男孩是无法拒绝军装、武器的。所以他在《铁皮鼓》的小说中写的就是纳粹给他带来的震撼，人是很容易被政治运动裹挟其中的，要保持冷静非常困难。
尼采
余明锋：我先谈谈刚才点到的虚无主义的问题，以及洛维特和尼采的关系。我也接着刚才提到的三点继续往下深入，就是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精神症状和思想运动，以及洛维特在这本书里面想要断言的，纳粹的兴起是有充分的历史、文化、精神原因的，这是贯穿的整本回忆录的问题。
洛维特是第一批最重要的、有思想深度的、学院内的尼采研究者。尼采疯了之后就已经名满天下，然后在德国有很多的讨论，很多艺术家、诗人、文学家、批评家，包括个别的哲学家都在讨论尼采的遗产，但都不是学术上严格的研究，更多是一个文化现象。
洛维特的那本写尼采专著其实是他的博士论文，但后来他出了一本关于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并且他的尼采研究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处境的反思是关联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学者做研究，很多时候他的研究课题和自己的生命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但洛维特不是这样，他一辈子都在跟尼采搏斗，在年轻的时候，叔本华和尼采就是他的哲学启蒙读物。他自愿参加一战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尼采主义运动，不是因为热衷于战争，也不是因为爱国主义，而是要脱离庸俗的、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要去过危险生活，这就是一个尼采主义的冲动。我要到那里去体验生命，通过把生命置入一个极端的处境，虚无主义的危机才能够被真切地体验。他那一代人真的是非常可爱、纯粹，以至于到后来海德格尔就跟他说，后来再也没有遇到你们那样的学生。
我们作为大学老师对这个也有感受。我们今天的大学不够可爱，生命力已经快被教育制度、社会压力消耗得差不多了。海德格尔说他最喜欢洛维特那一代学生，因为这一拨人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才投入哲学研究的。
这本书里面隐含着尼采主义的线索，处处都有洛维特对尼采主义的描绘和反思。书中他提到韦伯、格奥尔格及其圈子、包括海德格尔，都跟尼采有紧密的关系。比如他特别强调海德格尔的魅力。如果看照片，海德格尔是一个长得非常实在、像土豆一样矮墩的德国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他在讲台上能有那么大的魅力，并且他上课不像我们这样讲话，基本上在念稿。但即便如此，还是对那一代青年的思想倾向产生了奇特的影响。
海德格尔为什么还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他是一个哲学思想内部的革命者，一个彻底反传统的人，他颠覆了所有既往的哲学路线。
海德格尔之所以颠覆所有，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洞见或者说动机，他觉得那个时代的德国学者们，用尼采的话来说都是教化庸人。这些人恪守启蒙以来的价值观，人道主义、理性、普遍主义、道德……所有这些康德以来的价值观，是海德格尔最瞧不上的。
而海德格尔对这些东西的抨击，击中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心灵，当时的青年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辈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富裕起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恪守着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海德格尔就是动摇这一点的人，所以他对青年有着奇特的魅力。
书中谈海德格尔的部分非常值得读，他说海德格尔在他们青年人心目中的形象只有一半在于学术方面，另一半更像一个布道者，他在讲台上讲话，是在给传递这个时代以及下一个时代的消息，但这个消息含混不清，这个消息告诉你，过去2000年的价值全部失效，今天我们需要新的价值，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的价值是什么，但是我需要各位跟我一起严肃对待这件事情，要把自己的存在当回事，要把我们有限的人生看作最重要的课题，大约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气氛，所以在他的那个时代有着极强的冲击力。
海德格尔在当上教授之前，已经是哲学界隐秘的国王，他当时还是一个编外讲师，洛维特这一拨人都是冲着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老师去的。结果到了弗莱堡之后都被海德格尔吸引，因为这家伙实在是非常有煽动力。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洛维特对于海德格尔的反思，其实他在里面也纳入他对于20世纪初尼采主义的反思，我是读了他的回忆录，才对于海德格早年跟尼采的关系产生了理解。
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又被边缘化之后才研究尼采，他的尼采研究其实是在跟那个时代的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斗争，他认同这个运动，但觉得运动的方向错了，所以他的尼采研究其实是对纳粹官方意识形态的再解释，他试图通过尼采研究来领导元首，元首在德语里面就是领导者的意思。
所以他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我们很清楚中期以后的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观点，但早期海德格尔怎么看尼采的？我之前对此是有点模糊的，但是看完洛维特的回忆录，我理解了这一点，海德格尔在那个时代散发出一种虚无主义的魅力，这种虚无主义在那个年代之所以那么有号召力，原因就在于旧有的看起来光明的启蒙方案，普遍主义理性的道德方案和人文主义、以及看起来很温暖的中产阶级理想，在那个时代其实已经宣告破产。所以为什么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尼采主义在德国才是真正有号召力的思想潮流，就是因为它们才是在真正应对时代的精神危机。启蒙以来的这个方案不好吗？人文主义不好吗？康德不好吗？这本书一直在呼唤的，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基础的人情味，人和人之间的关联不好吗？
是好。但是我们要看到那个时代的语境，这就是为什么说一种新技术的发展，它带来的产业革命，对整个社会的动摇，是值得我们做哲学研究和思考的人去关注的。因为它会带来整个思想气质的变化，它会在那个时代散发出奇特的魅力。当时发生了一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海德格尔和康德主义最后的代表卡西尔，在达沃斯进行了一场论辩，那个时代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几乎都把精神主权的那一票都投给了海德格尔。虽然海德格尔散发着非常危险的虚无主义气息，但在他们当时看来，只有这个思想家才真正切中了时代的要害。
总之，尼采主义在洛维特的回忆录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当中其实蕴含着对于尼采主义的反思。尼采自己的思想和后来的尼采主义运动之间隔着一道深渊。洛维特还是比较谨慎地说，尼采本人不等于后面的尼采主义，但是尼采所产生的影响，不得不说和纳粹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
虚无主义与反先知的先知
李哲罕：托马斯曼写过一篇小说叫做《魔山》，《魔山》的男主角也出身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表哥得了肺结核，当时他们相信在高山疗养院里，空气比较冷，对肺有好处，后来主角自己也不幸染上了肺结核。然后他也在山里住了下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各种社会主义者……各色人等代表着各种思潮跟他交流，这座山就像世外桃源一样。但是后来他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就毅然地走下了山，因为他不想再听这些思想争论了，他要直接去做，付出自己的生命，借此打破生命的局限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次可以实现生命价值的机会，所以很多家世很好的年轻人，都抱着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参战。但是很遗憾，当他们来到战场时，就发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意义。战争是超视距的，你还没看到巨炮就已经被炸死了。每天死掉几万人，没有人知道你名字，就连尸体都没有人收。
现代工业化杀人是非常去个人化，纳粹杀害犹太人也是这样。脸是很重要的概念。法国的现象学家列维纳斯写过一本小说，书中谈到一个波兰小孩的家人被纳粹杀害了，后来纳粹战败而去，那些德国士兵已经成为战俘，要经过这个村庄，然后他看到那个曾经的德国军官的脸转过来，他觉得这是一个邻居或者朋友，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的脸，这让他放弃了去控诉和惩罚这个加害者。
但反过来纳粹去系统化地杀害犹太人的时候，用的是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这种情况下你是不会想到他们也可能是你的邻居或者朋友，人的生命变成了代号和数字，杀人只是完成了KPI。
那些一战时候的德国士兵，他们上战场是为了实现个体的生命意义，但是实际就是成为了被机关枪收割的对象。在德国1933年前后，在虚无弥漫意义缺失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先知出现。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洛维特的另一本书，就是《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这本小册子讲海德格尔是如何成为先知的。在德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冒出来很多先知，现在就是末法时代，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这时就出来很多先知要去填补意义的真空，比如当时的诗人格奥尔格，他发明了一种自我神话，被赋予了神圣的灵光，拥有众多信徒，像一个半邪教组织。
韦伯
余明锋：韦伯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色，韦伯那本《学术与政治》中收录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特别值得去读，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韦伯一方面告诉你不要相信先知，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反先知的先知，这个反先知的先知充满了魅力，他把现代称之为合理化的时代，一切都被纳入工具理性的铁笼之中。韦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卷到没有意义的世界。他一方面告诉你世界的本质，另一方面告诉你因此会产生很多假先知，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无解，所以说它是一个反先知的行为，它散发出来的魅力是告诉你，要投入自己的工作，特别是投入一个学术的思想工作，这个事儿有它的意义，不是直接告诉你生命的意义，这件事的意义只是让你坚持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所以韦伯的魅力跟后来海德格尔的魅力非常相近，都是某种尼采主义，都是在窥透了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后，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带给年轻人一种英雄主义的生命态度，非常有号召力，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本书里面韦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于洛维特来说，是真正对他产生精神感召力的第一人，然后才是海德格尔。
所以韦伯这个角色非常有趣，可以说他是集中了那个时代各种矛盾的综合体，他既有德国人那种非常严谨的学术精神，又有对时代境况的洞察，然后还有英雄主义的姿态和带有禁欲色彩的学者气质。
刚才讲到我们要摒弃先知，但是仅仅有韦伯的警告是不够的。韦伯是一个反先知的先知，但是他处在一个边缘状态，他足够有力，但根基悬空。因为他告诉你，关于意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回答，所有的回答都是主观的，都是你个人的信念。这是韦伯。这样一个思想家的姿态，放到今天来看真的没有过时。今天一个负责任的大学老师会告诉你，不要去找先知。那些告诉你说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你信我就行了的人，都是《周处除三害》里面的尊者。时代就是这样糟糕，但我们要挺住。韦伯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大众运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个信念不足以领导大众，这里面就产生出思想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德国人除了康德基本上都有反启蒙的要素（哪怕康德也有反启蒙的倾向），但是在18世纪对启蒙做出最深刻反思的，是德国的一群青年人，他们叫德国浪漫派，这一拨人其实有自己政治上的洞见，因为他们看到启蒙以后的社会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强有力的共同体。如果有一个对于民族的、祖先的共同信仰，或者这个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传统，那么这种共同体的融通和有机的程度是一个基于利益计算的自由主义社会所无法比拟的。
浪漫派的洞见在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时候变成了关于主体间性的思考，这就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想要做的。胡塞尔，包括康德主义的思想家同样敏锐地注意到时代的问题，但是他们提供的方案是非常抽象的，是一种哲学概念：我和你都是一个人，我怎么能够发现和认同你是一个人，然后你如何反过来发现和认同我是一个人……这是非常抽象的哲学问题。
对于大众来说，无效。主体间性、共同体要怎么形成？对领袖的崇拜比你哲学家写多少本书要有效得多。这是一种悲哀的处境，但是它确实是那个时代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有一群很可敬的思想家，跟韦伯一样死守着严肃的学理，思考和研究人类怎么形成一个共同体。但是在1933年前后的事实证明，更有效的其实是用宣传机器让大家投入到一个共同体的运动当中，告诉他这就是应该的，不要理由，大家都很兴奋，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是一个人类带有某种普遍性、永恒性的处境，就像庞勒的《乌合之众》里面讲，一旦我们形成群体，智商就直线下降。我们今天也许可以思考是怎样才能产生共同体的连接，但同时又能包容各种身份政治，对于各种他者的怨恨保持警惕，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折中方案。
洛维特在那个时代已经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他的教师资格论文写的就是海德格尔的“共在”，其实就是主体间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通过现象学去探讨，非常的抽象，但是放到现实当中，就是用一种政治的力量凝结起共同体。
李哲罕：人类自由的场域某种意义上就是从事学术工作和政治活动。古希腊人作为公民，他会去参加政治活动、去打仗、去诉讼，这是政治活动；还有就是人在闲暇的时候可以进行思考。
对比今天，就是我们会发现人类自由的场域是很少的。例如我们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其实是不自由的，被必然性支配的，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政治也变成行政，只是一种操作而已，并不需要决断，打仗也变成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像学术工作，在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产业化，并不需要太多的天分和个人洞见。那么人类自由的场域到底在哪里？学术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都已经被取消。这是一个很悲惨的、需要我们直面的问题，韦伯认为理性化的铁笼，就是人类的命运。
卡尔马克思说未来共产主义会带来人类的普遍解放，但马克斯韦伯认为随着工业化发展人类只会进一步丧失自由。德国人在不停地抗争，我们也在不停地抗争。卷和躺平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在不断对抗这个无聊的社会。
列奥施特劳斯说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其实是一个德国问题，德国人的传统和现代性产生了撕裂，他们无法自如地去面对。我们中国人如何去对待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破坏？这是个事关中西古今的大问题。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 》[德]卡尔洛维特 著；区立远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5
评论